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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林，律师，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委会召集人，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现担任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律师协会理事、上海律师协会复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上海宝山区政府兼职法律顾问、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执业以来专注于知识产权、银行与金融、公司治理与合规经营、争议解决。

常见法律问答

专利被侵权后如何收集证据: 专利被侵权后，首要任务是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进行证据固定。建议通过公证购买侵权产品、保全侵权网页及宣传册、调取海关出口数据等方式收集侵权证据。对于制造方法专利或难以获取的内部工艺，可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或调查取证，确保侵权事实与赔偿计算依据的完整性。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证据的充分性与合法性直接决定案件走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权利人需对侵权事实及损害赔偿承担举证责任。首先，针对产品专利，最稳妥的方式是通过公证机关进行公证购买，封存侵权产品实物及购买凭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次，对于网络销售行为，需对电商平台上的侵权链接、销售数据、用户评价进行网页公证或时间戳固化，以证明侵权规模与获利情况。当涉及制造方法专利或侵权证据由侵权方掌握且难以获取时，权利人应积极运用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方极有可能持有该证据，进而申请法院责令侵权方提交，或申请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在赔偿计算方面，除了收集侵权方的财务账册、审计报告外，还应收集专利许可合同、行业平均利润率等证据，为争取高额赔偿或适用惩罚性赔偿奠定坚实基础。整个取证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避免因取证瑕疵导致证据无效。查看全文>>
商业秘密泄露后应该采取哪些法律措施: 发现商业秘密泄露后，企业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首先切断泄露源，对涉事员工进行物理与网络权限隔离；其次，全面固定电子证据与书面证据，评估损失规模；最后，依据竞业限制协议或保密协议，向劳动仲裁机构或法院申请诉前禁令，并提起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或违约之诉，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刑事责任。商业秘密泄露对企业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迅速且合法的法律应对至关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企业在发现泄露后，第一步是止损，即立即撤销涉事员工的系统访问权限，封存其办公电脑及通讯设备，防止秘密进一步扩散。第二步是固证，由于商业秘密案件举证难度大，企业需通过专业数据恢复与电子取证技术，提取员工下载、外发机密文件的日志记录，并结合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及公司保密制度，证明企业已采取合理保密措施。第三步是维权，企业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民事救济或刑事报案。在民事途径中，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申请诉前禁令，要求法院责令侵权方立即停止使用商业秘密，防止竞争优势彻底丧失。同时，提起侵权之诉或违约之诉，要求赔偿损失。若泄露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企业应整理好初步证据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借助刑事侦查手段突破取证瓶颈，实现对侵权者的严厉制裁。查看全文>>
知识产权侵权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吗: 可以。根据我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当侵权人存在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情形时，权利人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通常为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或合理的许可费倍数，法院可在此基础上判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以显著提高侵权成本。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遏制恶意侵权的重要法律武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同时满足故意和情节严重两个核心要件。在故意的认定上，法院会考量侵权方是否明知权利存在、是否重复侵权等主观状态。在情节严重的认定上，则侧重于侵权手段恶劣、侵权规模大、持续时间长、造成权利人重大损失或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等客观后果。在计算基数方面，法院优先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为基数；若难以确定，可参照合理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倍数。法定赔偿通常不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在确定倍数时，法院会综合考量侵权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及侵权情节的严重性。对于浦东张江、临港等高科技园区的企业而言，在面对竞争对手恶意仿冒核心专利或窃取商业秘密时，积极主张惩罚性赔偿不仅能弥补自身损失，更能对行业内的潜在侵权者形成强大震慑。查看全文>>
公司对外担保未经决议是否有效？: 公司对外担保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原则上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存在例外情形。若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构成善意相对人，则该担保合同有效，公司需承担担保责任。反之，若债权人非善意，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但可能需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企业在上海浦东等商业环境中，必须严格规范担保决议程序以防范风险。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未经决议的效力认定，司法实践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精神进行裁判。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属于典型的越权代表行为。法律设置公司决议程序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法定代表人滥用职权，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债权人在接受公司担保时，负有审查公司决议的法定义务。在深度法理层面，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债权人善意的认定标准。善意是指债权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具体而言，债权人必须审查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且审查标准通常为形式审查。如果决议上的签字、印章存在明显伪造痕迹，或者决议机关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债权人仍接受担保，则不能被认定为善意。当相对人非善意时，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完全免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越权代表的规定，若公司在印章管理、人员监督等方面存在过错，导致法定代表人轻易越权，公司仍需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因此，企业应建立严密的合规管理体系，严格管控公章与营业执照，从物理和制度双重层面杜绝越权担保的发生。查看全文>>
股东知情权纠纷如何处理？: 处理股东知情权纠纷，首先应依据公司章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向公司提出书面查阅请求并说明目的。若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股东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股东需证明其查阅具有正当目的，而公司若以不正当目的抗辩需承担举证责任。胜诉后，股东可依法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及凭证，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机构辅助，以维护自身投资权益。股东知情权纠纷是公司治理中最常见的内部矛盾之一，其处理逻辑紧密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展开。当大股东长期拒绝提供公司财务账簿供小股东查阅时，小股东的投资权益实质上处于失控状态。处理此类纠纷，必须遵循法定的前置程序与诉讼策略。首先，股东必须履行书面请求程序。股东应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明确查阅的范围并说明正当目的。这是提起诉讼的必经前置条件。若公司在十五日内未予答复或明确拒绝，股东方可向法院起诉。其次，诉讼中的核心博弈在于正当目的的认定。法律赋予股东知情权的同时，也防范股东滥用该权利损害公司合法利益。若公司主张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公司必须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不正当目的的认定非常审慎，通常不会轻易剥夺股东的知情权。最后，在执行阶段，为了彻底解决小股东无法掌握真实经营状况的痛点，朱以林律师团队会依据最新公司法精神，申请允许股东委托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辅助查阅。通过深度穿透财务数据，不仅能满足股东的知情需求，更能为后续可能引发的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或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争议提供决定性的证据支撑，实现从知情到维权的完整闭环。查看全文>>
经济纠纷没有合同只有转账记录能起诉吗: 经济纠纷中没有书面合同仅有转账记录是可以起诉的。转账记录能够证明资金交付的事实，是确立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证据之一。但要获得法院支持，还需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送货单等辅助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证明转账的性质及对方的违约事实。朱以林律师建议，在起诉前应全面收集电子证据并进行公证保全，以弥补书面合同缺失带来的举证责任风险。在司法实践中，缺乏书面合同的经济纠纷案件往往面临较大的举证挑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转账记录虽然能证明资金流转的客观事实，但无法单独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何种具体的法律关系。因此，原告必须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证明转账背后的基础法律关系及对方的违约或欠款事实。朱以林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指导当事人深度挖掘交易过程中的电子证据，如双方关于交易标的、价格、履行期限的微信聊天记录、往来邮件，以及发货凭证、对账单、发票等间接证据。通过将这些碎片化的证据进行逻辑重组，构建出高度盖然性的证据链条，使法官能够确信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此外，针对被告可能提出的抗辩，律师会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要求被告对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证据。若被告无法举证，则需承担不利后果。在诉讼策略上，律师还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合理选择案由，以最大程度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确保案件顺利立案并获得胜诉判决。查看全文>>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过了还能起诉吗: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届满后，当事人依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会依法予以立案。但诉讼时效经过会导致原告丧失胜诉权，即被告若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在起诉前，律师会重点审查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延长的法定事由，如催款通知、对方承诺还款等。通过收集相关证据，重新激活诉讼时效，是破解这一法律障碍的核心策略。诉讼时效制度旨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届满并不消灭实体权利，而是赋予债务人一种抗辩权。如果债务人在诉讼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成立，原告将面临败诉的风险；若债务人未提出抗辩，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朱以林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首要任务是进行精细化的诉讼时效审查。律师会全面梳理交易时间线，寻找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例如，原告是否曾通过发送律师函、微信催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对方主张过权利；对方是否曾作出过分期履行、请求延期或提供担保等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只要能够证明在三年期间内存在上述中断事由，诉讼时效即可重新计算。此外，律师还会审查是否存在不可抗力等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在证据收集方面，律师会特别注重电子证据的固定与公证保全，确保催款记录的真实性和时间戳的准确性。通过严密的法理分析与扎实的证据组织，律师能够有效击破被告的时效抗辩，帮助当事人挽回因时间流逝而可能丧失的胜诉权。查看全文>>
经济纠纷对方没钱执行怎么办: 在经济纠纷强制执行阶段，若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可能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债权彻底灭失。朱以林律师团队会通过深挖财产线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手段，持续施加信用与法律压力。同时，密切关注被执行人未来的财产变动情况，一旦发现新线索，立即申请恢复执行，穷尽一切法律手段保障债权实现。执行难是经济纠纷案件中当事人面临的最大痛点之一。当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法院通常会采取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处理方式。然而，终本并非案件的终点，而是执行程序的暂时休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债权人及其代理律师仍有广阔的法律操作空间。朱以林律师在应对此类困境时，会采取多维度的深度执行策略。首先，律师会利用合法调查手段，对被执行人的隐蔽资产进行穿透式核查。其次，针对公司类被执行人，律师会严格审查其股东的出资情况，若发现股东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或公司人格混同等情形，将依法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要求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律师会充分利用信用惩戒机制，申请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压缩其生存与经营空间，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在案件终本后，律师团队会建立长效的财产线索追踪机制，定期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及线下走访，监控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一旦发现被执行人有新增财产或隐匿财产被查实，立即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确保当事人的胜诉权益最终得以兑现。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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